那么我想同时提出一个问题：

如何客观评价巫医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的作用？

毋庸置疑，巫医的历史远比中医来的长久，自人类开始有组织起，自人类诞生出神秘主义起，自人类的组织结构开始分化出巫师或者部落领袖起，巫医已然产生，在中国历史上最起码可以推到6000年前的红山文化（公元前4000年）。

巫医的全盛期应该到北宋，在北宋赵官家的严厉打击下退出了官方认可的医疗体系，但是仅仅是退出官方医疗体系，其实还有些尾巴，历代太医院都有祝由科，但是在民间，巫医的生命力依然顽强，甚至到了现代21世纪，在民间依然很活跃，尤其在农村，以治病为名的巫婆神汉屡见不鲜。

那么我想问问题主，应该如何客观的评价巫医的历史作用？

很多中医粉喜欢用黑死病嘲笑西医，但是首先此西医早已灭亡，作为传统医学的一支--古西方医学，在现代医学兴起时第一个被送上了祭台。

就中国历史而言，大瘟疫之多之频繁，死人之多也可算名列世界前茅。

让我们回顾一下伤寒论的序文。

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 我家族很大，200多人，自建安（公元196年）以来，还没到十年，就死了三分之二（130人左右），其中得了“伤寒”病死了90多人。这部分说的是基本情况。 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 那么我看到这样的情况非常悲伤，所以猛看书，猛学习，总结提高，写了这么一本伤寒杂病论。这部分是说我做了点啥。 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 那么在我提高后啊，虽然没法全部治愈，但基本上判定病症病机啥的就简单了，后辈们如果能专研好这本书啊，基本上能领悟很多的事。这部分是说我总结的这书啊，那是相当的牛逼。 后两段的美好愿望呐咱就不说了，但就这基本情况来看啊，不乐观，相当不乐观。三分有二，十居其七，中医中的医圣，家里一半人死于伤寒。

这伤寒和黑死病相比差不多也就是步枪和机关枪的差别，假如那会流行的是鼠疫，估计老张他家就要被团灭了，伤寒论也写不出来了。

哎呀 @乐泉 和 @庞博 两位来和我谈历史，乐道长自己把留的评论删了，我也就不多说了，那么我们来看看仲师的年表。

1、这位张先生那，载其生于150~154年，卒于215~219年。差不多也就60~70岁的样子。

2、建安元年是196年，那么建安十年那也就是206年，对应张先生的年纪呐大概在45~55的样子。

3、张先生据说10岁（160年~164年）开始学医，那家里死人那会好歹也从事了三四十年的医疗工作了。 （“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则是仲景精医，年未冠也，伯祖为汤液家之经师，所授为汤液家之经法。仲景论广汤液，以为广汤液论，是以伊尹为经，仲景为传矣）

4、家里人呐死的多了点，也没救活多少，张医生很郁闷，说要写书，就从205年（建安十年）开始，写啊写，博采众长，花了五年的功夫写了这么一本书来，差不多建安十五年，出版了(大行于世)。

时间线我也就列到这里了，估摸着张先生跑到岭南去写书这几年那是突然开窍了，不然从死挺多到能搞定七七八八这转换速度有点逆天。技能点增长有点快，估摸开挂了，当然也可能是做了大半辈子庸医，后来跑到岭南做了山野高人总算对路了。

庞博说张先生的主业是官员，张先生做过长沙太守，这一点有记载，但是麻烦在那里呐？

唐甘伯宗《名医录》与：张仲景，南阳人也，名机，仲景乃其字也，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因为这个记载，历史上是否有张仲景其人一直存疑。按东汉末年历任长沙太守者有：刘兴建、郅辉、张禁、杭徐、度尚、孙坚、张羡、苏代、韩玄、廖立、濮阳逸、中尉马俊等。未见有张机其人。所以这事情吧真不好说，但是我们不能说史书上没有记载的就不存在，总之是非常可疑，并不排除这事是后人杜撰，古时医家的地位低下，属于中九流，很难相信长沙太守这样的高官会以医自居，比如同时代的 《华佗传》“然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

也有其他书籍里记载了仲师的故事，当然与其说是故事，不如说是神话传说。

晋皇甫谧的《甲乙经序》中：“仲景见侍中王仲宣，时年二十余。谓曰：君有病，四十当眉落，眉落半年而死。令服五石汤可免。仲宣嫌其言忤，受汤勿服。居三日，见仲宣，谓曰：服汤否？曰：已服。仲景曰：色候固非服汤之诊，君何轻命也！仲宣犹不言。后二十年果眉落，后一百八十七日而死，终如所言。”

仲师神人乎？可料20年之身后事，这样的大师难怪要被尊为医圣啊！

当然，我一直对伤寒论高看一眼，比之内经之流要强很多，仲师的方证对应思想实在就是古时的标准化治疗翻版，如果中医能沿着仲师当年的路一直走下去，或许另有一片天空。

那么我们看看金字塔顶端上层社会的情形又是如何呐？

在这方面，著名的“建安七子”就是很好的例子。所谓“建安七子”，是指东汉末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之外的七位著名诗人，他们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当曹丕还未称帝时，与“建安七子”中的好几位诗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不幸的是，在建安二十二年中原地区的大瘟疫中，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竟有四人染病而死，他们是徐干、陈琳、应玚、刘桢。眼看着好友一个个死去，曹丕后来沉痛地回忆道：“昔年疾疫，亲故多摧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 ……谓百年已分，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

题主问 比如黑死病，鼠疫，同时期的中国？

昨天刷到我TL上的一个问题，被我一顿喷，喷他不是因为他黑中医，而是引战。

在20世纪初期解决中国东北的两场鼠疫疫情当中，现代医学和中国传统医学都做出哪些贡献？ - 知乎

今天题主你来引战，不撕你实在说不过去，你这么不要脸我也就勉为其难了。

1910年11月9日，鼠疫由中东铁路经满洲里传入哈尔滨，随后一场大瘟疫席卷整个东北。这场大瘟疫持续了6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造成了6万多人死亡。

具体事迹我就不多说了，大家看链接吧。

一个人拯救了一座城，这位鼠疫斗士是中国走近诺奖的第一个人，却被人遗忘 - 知乎专栏

来来来，我们来对照着看一下中医的表现。

　　在伍连德率领防疫人员在哈尔滨第一次荡平疫氛之后，总结参与防疫人员的死亡人数发现，防疫人员2943人，死于鼠疫者297人，死亡率是10%；其中死亡率最高的是救护车司机150人，死亡69人，死亡率45%；其次就是当地中医，9人中有4人死于鼠疫，达44.4%；死亡率最低的是医学堂的学生，29人死亡1人，死亡率是3.5%；有从业资格的医师（这在当时可都是全国的精英）20人，死亡1人……伍连德认为，中医对鼠疫的病因普遍认识不清，诊查时经常面对着不断咳嗽的病人，尽管接连不断的感染实例已经让他们见识了疫情的可怕，需要采取极为谨慎的预防措施，但他们还是不戴任何防护口罩。在长春有一个10万人的地区，西医很少，在鼠疫的大流行中，旧医的生意特别兴隆，其后果是登记在案的31位执业中医中，17人死于鼠疫（约54%）。很显然，受过近代训练的新医学医务人员在这场鼠疫大流行中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经受住了考验，而后清廷对他们的关怀又大大促进了全中国科学化的医学实践。

伍连德在他的自传中写到

“人们已经看到1910-1911年鼠疫大流行时，受过西方教育的医师取得了值得称赞的业绩，因而开始是清政府，后来是民国政府都郑重地尝试改革上千年的旧医体制，正式承认新体系最有利于国家的需要。”

在1929年的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上，阵容强大的委员们通过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而伍连德正是这18位医界领导人之一。伍连德认为“虽然古老的中医文献存在某些带有进步性质的理念，但诸多因素已促成其功效与创新日渐式微，旧医愈加衰朽，犹如中世纪的欧洲，对古代信仰和传统的过度尊崇，成了继续进步的绊脚石。”

题主你不是想要对照吗？你TM倒是对照啊！你TM倒是客观对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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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奉上中医治疗鼠疫奇方一枚以增笑耳：

　　“鼠疫之毒焰，闽省最甚……而东奉省亦多闻，向传用熊胆、蚺蛇胆可治，唯此两种药料价贵而货少真，以致患病者投之十不一效，药石无灵，时医束手，每恨岐黄之不留妙方于医界。兹有普济子邮寄一方，谓用猫胆一个，暖酒冲服，立愈，盖胆能散郁去毒，猫鼠相克，而人以生方亦奇矣。”

面对新时代的瘟疫中医的当仁不让。